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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淦昌:科學無國界 科學家有祖國

發布時間:2019-09-30

  王淦昌,著名核物理學家,中國核科學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,世界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和研究的創始人之一,中國科學院院士,“兩彈一星功勛獎章”獲得者。


  1907年,王淦昌出生在江蘇常熟一個小鎮家庭,他父親是當地有名的醫生,按理說,他的童年本該無憂無慮的,可命運并不喜歡按常理出牌。


  在王淦昌4歲的時候,父親因病去世,屋漏偏逢連夜雨,船破又遇頂頭風,9年之后,他母親也因病離開了這個人間,13歲的王淦昌一下子便成了孤兒,只能去跟外婆生活。


  本是無憂無慮的年紀,可為了生活,王淦昌逼不得已做了一名放羊娃,好在,他的外婆——這個封建社會下的小腳婦人,居然十分有遠見地跟他說:


  “作為一個愛國學生,一腔熱血,該灑向何處?”


  就這樣,王淦昌在外婆的大力支持下,一路從小學讀到大學,還十分爭氣地考上了清華。 然而,那時的中國積貧積弱,北洋政府更是軟弱無能,當八國列強向中國提出不合理要求、踐踏中國主權的時候,北洋政府更是低頭不敢說話。


  1926年3月12日,日本軍艦侵入中國內河,遭到大沽口中國駐軍的阻擊。英、美、日等八國借所謂“大沽口”事件,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后通牒,北京高校師生對此十分憤慨,云集四五千人集會游行。然而賣國的段祺瑞政府下令開槍,一批請愿的學生被打死在執行政府門前。


  王淦昌抬頭一看,女師大的同學倒成了一片,他自己也是全身是血,他看著一個個同學被全副武裝的軍警打死卻是無能為力,王淦昌憤怒的喊道:“作為一個愛國學生,一腔熱血,該灑向何處?”


  當晚,王淦昌死里逃生,和幾個同學來到葉企孫老師家里,講述著白天的廣場血案,當他講到“我身邊的同學倒下,血濺我的衣服”時,葉老師激動地盯著他們嚴厲的說道:


  “誰叫你們去的?你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嗎?一個國家,一個民族,為什么會挨打?為什么會落后?你們明白嗎?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的強盛,在這個世界上誰敢欺辱我們?”


  “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,弱肉強食是亙古不變的法則,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受外國人的凌辱,就只有靠科學!只有科學,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!”


  說完這段話,這位培養了十幾位“兩彈一星”、50多位新中國院士的七尺男兒,一下子也淚流滿面。老師的一席話,讓王淦昌尤如當頭一棒,醍醐灌頂、豁然開朗,光靠拳頭是不能強國的,在彼時中國內憂外患、風雨飄搖的那個夜晚,王淦昌咬牙切齒地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:“獻身科學!”


  從清華大學畢業后,王淦昌仍不滿足,因為他知道最先進的科研成果都在大洋彼岸的國外,于是他便去考了江蘇省的官辦留學生,到了德國柏林去留學。在柏林大學,王淦昌跟從了一位名師——德國著名的實驗物理學家——邁特納,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一位中國學生。


  在邁特納教授手下學習時,王淦昌第一次錯過了諾貝爾獎。在一個物理研討會上,有人用實驗證明:用釙的α粒子射到鈹7中,會產生一種穿透力很強的射線,他們計算后認為,這是高能量的γ射線。可24歲的王淦昌卻覺得這個結論不正確,他還提出了實驗的改進方案,并堅信通過這樣的方法,一定能找到正確的結論。當他去找邁特納時,卻被拒絕了。第二次去找,同樣被拒絕,邁特納讓他趕快完成學校布置的實驗,沒辦法,王淦昌只好放棄了。兩年后,一個英國人找到了中子,還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,所用的方法,正是王淦昌當年提出的那個設想。邁特納知道此事后,親自向王淦昌道歉,王淦昌只是笑著說道:“只怪自己不夠堅持!


  1934年,王淦昌拿到了柏林大學的博士學位后,他心里的第一個想法便是:“我要回國!”德國的科學家同僚們都勸他說:“科學是沒有國界的,中國很落后,沒有你需要的科學研究條件,你又何必回去呢?你的能力這么強,只有留在這里,才有你的發展空間,才有你享之不盡的榮華富貴。”可王淦昌卻毅然的拒絕道:“科學雖然沒有國界,但科學家卻是有國界的,身為中國人,我的祖國正在蒙冤受難,我要回去為她服務!”王先生從踏出國門的那一天起,就從來沒有忘記自己身上的使命,從來沒有想過不回國——縱使他國給的誘惑是那么的大,他也不為所動,先生這是一種多么崇高偉大的愛國之情啊!


  回國意念已決,他拜別恩師和同學后,便馬上遠渡重洋、不遠萬里的回到了祖國——一個他日夜思念、魂牽夢縈的母親懷抱!在德國四年,臨走時,王淦昌什么都不要,除了一些有用的筆記和學習資料外,另外還悄悄帶走了一樣東西——鐳,全亞洲唯一的一塊鐳。


  為國建言樹豐碑


  1960年,王淦昌奉命回國,在第二機械工業部(簡稱二機部)部長劉杰的辦公室里,錢三強正在等著他,見到王淦昌后,劉杰開始傳達周總理的口信:


  “王教授……我們想請你參與和領導研制原子彈!”


  “現在有人卡我們,說我們離開他們的援助,10年、20年也休想制造出原子彈來,因此我們要為祖國爭一口氣……”


  “這件事情要絕對保密,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兒,一旦投身其中,恐怕就要從此告別基本粒子的研究工作,您的意見如何?”


  劉部長問完后,便和錢三強一起緊張地看著王淦昌,聽完劉杰一連串的問話,王淦昌只是沉默了一會,隨即便仰起頭、異常堅定的朗聲道:


  “我愿以身許國!”就是這六個字,說的鏗鏘有力、擲地有聲。


  在許多人一輩子都夢寐以求的諾貝爾獎這個巨大誘惑面前——如果能夠繼續在原來的科研領域里工作,王淦昌很有可能叩開諾貝爾獎大門的,然而為了中國能造出原子彈和氫彈,為了給中國人爭這一口氣,王淦昌說放下就放下了。這,不僅僅是一種奉獻精神,也是一種氣度,更是一種風骨,一種讓人不得不肅然起敬的高亮風骨!


  從那一天起,世界物理學界大名鼎鼎的王淦昌教授便突然消失了,他改名為王京,離開了家鄉和親人,奔赴到祖國需要他的地方去工作了,并從此隱姓埋名了17年。


  早期的爆轟試驗是在長城腳下進行的,一年之內要在野外進行上千次的爆轟試驗,他和其他科技專家們一起冒著生命危險、冒著彌漫的風沙做著各種各樣的爆轟物理試驗,他們爬過長城腳下崎嶇的山路,住過古烽火臺前簡陋的營寨。


  一年后,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又帶著一批無名英雄來到海報3000多米、人跡罕至的青海高原,進行著縮小比例的聚合爆轟試驗和點火裝置測試。能聯系到他的只有一個神秘的信箱代號,每當他的子女們問起:“爸爸在哪兒?”妻子總是這樣回答:“爸爸在信箱里,在那個水燒不開,饅頭蒸不熟,年輕人走快了都要喘氣的地方!”


  “只有科學,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!”


  恩師葉老師的話,他一直都沒有忘記,王淦昌希望屬于中國的核武器,能快一點再快一點的研制出來,他到廣州開會時,陳毅還握著他的手急切的問道:“老王,你那個東西什么時候能響?”王淦昌信心滿滿地答道:“再過一年!”陳毅高興地說道:“好,有了這個,我這個外交部長腰桿就更硬了!”


 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,在大西北的戈壁灘上,一朵美麗的蘑菇云騰空而起,這是一朵驚艷了整個世界的蘑菇云——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。


  1967年6月17日,又傳來一聲驚動世界的巨響——我們的第一顆氫彈也成功爆炸。


  從此,中國的腰桿才真正挺了起來,它們就是中國的巨大屏障和依仗,我們再也不用擔心外國人來犯了,我們終于可以放心大力去發展經濟了。


  1978年7月,王淦昌告別了17年隱姓埋名的生活,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原子能研究所(原子能院前身)并擔任所長。有一年除夕夜,王淦昌和他的學生鄧稼先在帳篷里飲酒,鄧稼先說道:“叫了王京同志十幾年,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!”話音剛落,兩人便抱頭痛哭起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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